嘉宾：中国人民大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左上图）

  嘉宾：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街道小南庄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柳春英（左下图）

  3月21日，江苏常州钟楼区永红街道花园南村社区组织社工和民警探访居家隔离的居民。 史 康摄（人民视觉）

  在疫情防控中，我们国家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当前，社会治理领域有许多值得探讨的话题：村（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前线，肩负的任务十分繁重，重心如何下移，力量如何下沉？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身处服务群众第一线，怎么样提高基层干部法治素养，如何给基层干部松绑减负？社会组织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一环，如何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是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强大助力，数字治理给社会治理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又将给我们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为此，本报推出“对话社会治理”系列报道。本期围绕村（社区）治理，邀请基层工作者、学者专家等，讲做法、谈经验、说问题、提建议。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村（社区）等基层组织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也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基层基础的重要性。村（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打牢村（社区）的治理之基，如何完善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让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健康、微循环畅通？记者约请中国人民大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竹阳街道檀木桥村党支部书记罗森，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街道小南庄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柳春英一同讨论。

  记者：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区承担了大量工作，处理了很多琐碎的问题矛盾，筑牢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有一些社区工作者反映，社区也面临力量不足、资源有限、多头管理、责任过重等问题。如何推动各种资源和力量向基层倾斜、下沉？

  柳春英：我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小南庄社区是传统的老旧小区，一共有居民1469户，其中四成左右是租户，服务、管理难度很大。近年来，海淀公安分局开展派出所警务工作改革，推动警力下沉，社区民警兼任居委会党支部副书记，从过去“到社区”变为“在社区”，大大充实了社区综合治理力量。

  比如，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社区民警王书祥和居委会干部从春节开始就没有休息过一天，一直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我们会同派出所社区警务团队，广泛发动党员、物业、保安等各方面群防群治力量，开展小区封闭、敲门入户、走访排查、健康宣传等工作。王书祥发挥社区民警“穿警服的副书记”作用，组织警务团队担当社区力量的“发动者”，防疫工作的“督导者”和突发情况的“处置者”，确保了社区疫情防控秩序稳定和各项防疫措施安全顺利开展。

  从我们的工作实践看，解决基层工作资源和力量不足等问题，要靠“上下牵动”“左右联动”，充分整合各方面在基层的力量，形成服务社区、服务群众的合力。目前，北京推广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接诉即办”工作机制，社区依靠这一机制解决了不少难题，其中不少都是像老旧小区停车难、违反相关章程的建筑拆迁这样的“老大难”问题。

  我们感觉，在社区组织发动和服务管理上，仅仅靠社区组织的力量远远不足，各方面力量要实现深度整合，人不分你我、事不分内外，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这样就能将服务与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刘鹏：社区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社区干部普遍工作强度大、心理压力大、问责风险高，很多干部都是“5+2”“白加黑”连轴转。此外，一些地方将很多事务性工作交给社区完成，又缺乏创新手段和科学管理机制，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种检查、督查，没有精力为百姓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个性化服务，导致社区工作悬浮于群众需求之上的问题，像“填表抗疫”“材料抗疫”等现象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体现。

  要有效解决服务和管理不到位问题，还是要推动各种资源和力量下沉到基层，充实基层力量。首先要推动人员下沉，在干部配备等方面可考虑多向基层倾斜，让新进公务员到基层锻炼，为基层配备更多的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等。其次要推动经费下沉，各级财政可以设立村（社区）工作专项经费，明确规定人均配备标准，推动上级政府部门和乡镇（街道）支持基层村（社区）。最后要推动权力下沉，慢慢地增加对村（社区）的赋权放权力度，制定符合基层实际的权责清单，鼓励基层结合自己工作特点和需求探索创新。

  记者：农村也是疫情防控的重点。相对于城市，农村在资源、人力等各方面都更缺乏，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农村治理有哪些好办法？

  罗森：这次疫情突如其来，我们村两委没有等待、观望，而是积极发动群众投入到疫情防控中来，管好自家人、办好自家事。自家管好了，村子就不会出问题；村子管好了，才不会给社会添乱。

  面对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刚开始，一些村民不理解，有侥幸心理、抵触情绪。比如我们劝说一位村民取消筹备了很久的婚宴，他愤愤不平，几次跟村干部理论。后来，我爷爷不幸去世，我严格执行村里规定，没有举办任何仪式。有村干部带头，大家看到了制度的刚性，也就没有怨言了。

  农村是熟人社会，道德制约对农民的影响很大。有一次，村民陈某想出村办事，驾驶摩托车路过“劝导点”时，不仅不配合执勤人员测量体温，还强行冲卡。我听说后，赶紧到现场，对陈某说，疫情这么厉害，设“劝导点”也是为全村人的安全着想，如果你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把你写到“批评栏”里，让全村老百姓都来评评理。陈某一下子就冷静下来，不仅主动向执勤人员赔礼道歉，后来还热情参加到村疫情防控巡逻小分队中，成了巡逻队员。

  刘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是对新时代基层治理模式的系统概括。檀木桥村的做法就是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好效果。

  不过，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地方还存在短板。比如，一些地方农村治理体系行政色彩依然浓厚，村民参与自治的渠道少，依靠自治来处理问题成效有限；一些村党员干部的依法治理意识较为淡薄，还是高度依赖行政手段开展工作，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供给不足，通过法律渠道化解基层矛盾和纠纷的比重偏低；基层德治工作开展则不同程度上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缺乏具体抓手、难以深入人心等问题。

  要切实推进乡村治理的“三治结合”，首先要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降低参与成本，通过自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从而提升村民参与热情。党员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依法管理，加大对基层法律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让基层矛盾纠纷在法治框架内有效化解。在德治方面，要着重发现群众身边的道德楷模，挖掘自家门口的先进事迹，让德治功能得到更好发挥。

  记者：从过去的单位、队组，到现在的村、社区，我国基层治理的组织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和新时代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村社区治理在机制体制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应当如何完善？

  柳春英：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让我深刻认识到，基层治理的重点还是要实，但凡工作中有半点虚的假的，马上就会出问题、出危险。

  疫情期间，我们组建了一支由居委会、派出所社区警务团队、街道支援干部、党员志愿者等各方面力量组成的186人防控团队，做实社区人员情况统计、做强社区封闭管理、做好社区居民便民服务，确保小南庄社区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正是这样实实在在的工作、踏踏实实的作风，让我们获得了群众的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没有出乱子、捅娄子。

  大家都喜欢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认为，基层这根“针”应该成为“钢针”，用更实的作风、更实的方式，把上级的部署和要求落实到位，这样才可以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

  罗森：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农村能不能管好治好，关键要看村两委，看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是不是坚持法治，是不是样样都能依法照章秉公办事。村干部办事依法、公道，老百姓自然服气、支持。

  我们檀木桥村地处城郊接合部，每年都有征地拆迁的问题。谁拆谁不拆、拆的有多有少，里头矛盾问题大着呢，一点没做好就可能闹起来。为此，我们开设了农民夜校，向村民们介绍拆迁项目、拆迁面积和补偿金额等，还安排了“一村一法律顾问”，为被拆迁户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这么多年来，我们坚持在拆迁补偿上严格依法办事，一碗水端平，先后完成了120户、近200亩的土地征用，没发生一起信访问题和矛盾纠纷。

  依法治村的优点是很多时候不用村干部招呼，乡亲们都会跟我们走。这些年来，我越发觉得一个村集体就是一个大家庭，需要大家共同经营，只有将全体村民都动员起来，农村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刘鹏：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一些短板，例如权责不对称、行政化倾向、治理资源匮乏等。要进一步强化村（社区）治理机构的自治属性，加大对村（社区）治理的赋权放权力度，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街道设立专门的行政事务分支机构，从而把村（社区）从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把精力都放在社区治理、服务群众上。

  在村（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上，一些新的治理手段应用程度也有待提升，既要发挥过去群防群治、网格化管理的优势，又要大范围的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科技。

  此外，还要鼓励向第三方购买服务来弥补村（社区）基层组织服务短缺的不足，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提高村（社区）服务和管理的质量水平。（记者 徐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