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于助人也就是助人为乐——亲社会行为与快乐的正向循环关系_行业新闻

乐于助人也就是助人为乐——亲社会行为与快乐的正向循环关系

来源：米乐游戏下载发布时间：2024-03-03 11:16:03

乐于助人也就是助人为乐——亲社会行为与快乐的正向循环关系

经济学中有一个“理性人假设”，即认为人类都是理性的，受自身利益驱使而行动。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们却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包括时间、精力、金钱，甚至身体健康，做出一些亲社会行为（也叫利他行为），比如分享、捐赠、做慈善（Dunfield & Kuhlmeier，2013；Martin & Olson，2015；Paulus，2014) 。那么，到底是什么驱使人们选择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呢？

有许多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如快乐，能够让人更愿意做出利他的亲社会行为；二者呈现双向正相关关系，它们之间有一种正反馈循环（positive-feedback loop）。受这种机制的影响，实施亲社会行为会引发行为发出者的积极情绪，而积极情绪又会提高亲社会行为，正是这样的循环机制使得亲社会行为得以持续（Aknin，Dunn & Norton, 2012）。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利他怎么会让自己快乐呢？利己才会更快乐啊！比如，比别人有钱，有很多钱可以让自己去买到各种享受。可是，钱真的可以买来快乐吗？很多跨领域的调查研究已经明确显示，一方面，所有的物质享受都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另一方面，虽然收入也肯定会影响快乐水平，但主要是对那些没有钱的人而言的；当我们的基础需要一旦被满足的时候，钱就不一定可以带来快乐(Kahneman，Krueger，Schkade，Schwarz & Stone，2006)。譬如，近些年以来，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幅度的提高，但发达国家人民的快乐水平却并没有显著的变化(Easterlin，1995）。为何会这样呢？有心理学家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没把钱花在能带来持久幸福的地方。

2008年，英国心理学家邓恩发表了一篇探索消费行为和快乐之间关系的研究。邓恩和她的同事们（Dunn et al.，2008）提出，给别人花钱，可能比给自己花钱更能带来快乐的感觉。他们为此做了四个实验来验证自己的假设。

她们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份调查问卷，让参与者给自己的幸福打分，并且要求他们报告自己的年收入，同时估计自己在一个典型月份的花费，包含给自己花的钱和给别人花的钱。之后，将个人和亲社会花费指数放到回归模型里去预测幸福。

结果发现，个人花费和幸福没有相关，而亲社会消费与快乐呈显著正相关；尤其是当把收入也放到回归模型里的时候，发现收入和快乐呈正相关，亲社会消费也仍然呈正相关，收入和亲社会消费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影响差不多，而个人消费还是不相关。

虽然研究的相关性并不能说明因果关系，但是该研究却给了一个基本的证据，那就是：人们如何花钱对他们的快乐也许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在考虑到他们挣了多少之后。并且，花钱给别人可能比花钱给自己要更能带来快乐。

如果上述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当人们得到意外之财，给别人花也会比给自己花带来更多快乐。于是就有了第二个研究。

被试是收到公司分红奖励的16名员工。在研究中，这些员工在收到奖励的一个月前和收到钱后6-8周，要报告自己的快乐程度。同时，他们也要报告这笔钱怎么花的，从而被分为利己消费和利他消费。

当研究者将前测快乐和两个消费指数放到回归里去估计后测快乐程度时发现，亲社会消费是唯一显著的因素；即使将收入作为一个自变量，或者控制奖金金额还是显著的，而其他的比如奖金金额和利己花费的影响都不显著。因此，研究者认为，那些将他们的分红更多的给了别人的，比给自己花会得到更多的快乐；当然，给谁花钱，比收到多少钱还重要。

在相关研究和纵向研究的基础上，于是就有了第三个实验研究来探寻利他消费和快乐之间的因果关系。

46名美国被试参与了研究。被试在早上得到一个信封，并被要求在下午五点之前根据指示将信封里的钱花出去。信封里有5美元或者20美元，指导语是给自己花钱（personal condition）或者别人花钱（prosocial condition）。

以往，研究者们总聚焦于收入，而现在我们聚焦于消费选择。这一视角的转变可能也体现了进化的思想。历史上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生命场景，比如收入、性别、宗教，原因是那时候的人们容易受环境影响和决定；而现在，人们更加适应环境，渐渐地也更加有主观能动性了。所以，这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动，可能是长期幸福的重要方法。而这一研究支持了假设——人们如何明智的选择去花钱至少和他们赚了多少钱一样重要。

不过，虽然亲社会消费会让人更快乐，但这几个研究以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还是给自己花的最多。而即使很小的消费选择的转变（给别人花5美元）就足以产生不小的快乐，那么，人们为啥不去这么做呢？研究者于是又做了最后一个研究。

结果发现，认为个人花费会更快乐的比例达到69：40；认为收到20美元会更快乐的比例也达到了94：15。也就是说，人们往往忽略了亲社会消费会带来更多的快乐这一作用。

邓恩和其同事们的（Dunn et al.，2008）研究给人们，甚至给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很多启示。其实，不仅是在消费方面，来自成人和儿童的其他研究都表明，亲社会行为能带来快乐。这种快乐不单单是被试主观报告的幸福感增强，旁观者也能察觉到被试的表情更快乐；被试主观报告和旁观者的观察报告结果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Aknin，Fleerackers & Hamlin，2014)。人们帮助同一团体或者关系更近的人后，感受到的积极情绪也更明显（Weller & Lagattuta，2013）；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后，积极情绪也更明显（Lennon & Eisenberg, 1987），即使是在与世隔离的小村庄的儿童之中也是如此（Aknin et al.，2015）。

阿克南等人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年幼的婴儿也能从分享中得到很多快乐。在这项采用了被试内设计的研究中，20名22个月左右的儿童得到了一些零食，然后和一只玩偶互动。在分享条件下，实验者要求儿童从自己的碗里拿出一个零食送给玩偶，并喂给玩偶；在喂食条件下（控制条件），实验者另外找了一个零食，并让儿童把这个零食喂给玩偶。因此，这两组条件下，儿童喂食玩偶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零食的来源：属于儿童自己的零食，还是实验者另外再找到的一个零食。实验者编码了儿童的表情，并用7点量表对儿童的“高兴程度（happiness）”进行计分。

结果发现，儿童把属于自身个人的零食分给玩偶时比把另外的零食分给玩偶时更高兴，甚至比儿童自己从实验者那里得到零食时还要高兴（Aknin, Hamlin, & Dunn，2012)。

这些研究都表明，亲社会行为能够给个体带来快乐，而且亲社会行为带来的快乐并非是社会经验或者文化影响的结果，这种快乐具有跨文化、跨地区的普遍性：136个国家的问卷调查报告结果都显示，亲社会消费（prosocial spending）和幸福感正相关(Aknin et al.，2013)。最近的研究还显示，3-6岁的儿童已经意识到对自身或别人，分享都比不分享更快乐；而且认为分享带来的快乐越多的儿童，实际分享也会越多(Paulus & Moore，2016)。

因此，有学者提出，正是由于亲社会行为能带来幸福感，人类才逐渐演化出亲社会行为（Aknin et al.，2012)；而这种由情绪的“自我奖励机制”（an affective self-reward mechanism）带来的积极情绪，可能是鼓励人们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原因(Dunn，Aknin & Norton，2014)。来自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也支持这种“自我情感奖励”机制：有研究发现，慈善活动中的捐款行为会激发人大脑中加工奖励的脑区(Harbaugh，Mayr & Burghart，2007)。